(1)改变权力过分集中状况。中国是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大国，没有统一集中行使的权力，必然要造成四分五裂的局面，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斗争历史经验的总结。现在的问题并不在于权力需不需要集中，而在于权力过分集中。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的权力过分集中;二是在党与政府、党与社会目体、党与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上，权力集中于党委，并且又集中在书记身上。权力过分集中的结果.必然造成官僚主义，甚至个人专断。在政府系统，严重地阻碍地方与基层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发挥。同时，权力过分集中也违反行使权力的直接性原则。从行政组织的权力结构来看，行使权力的组织与其管辖的对象的距离越近效率越高.如果远，就会形成管也管不着或管也管不好的局面。因此，权力过分集中，就会严重妨碍提高效率、增强活力和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2)克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指工作作风.官僚作风之所以成为主义，说明这是一种严重的普遍存在的官僚作风。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官僚主义现象是人所共知、有日共睹的，其严重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我国建国后，也多次反对官僚主义，但效果甚微。其原因在于我们未能正确地找出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时官僚主义作了全面、深刻的论述.他指出了产生我国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三个主要根源。第一，长期以来实行的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是产生我国官僚主义的总病根;第二.缺少严格的、从上而下的行政法规和个人负责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职、责、权不明确以及缺乏与之相联系的奖惩制度;第三，权力过分地集中在个人或少数人手里，多数办事的人无权决定，而少数有权的人负担过重。邓小平提出从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入手解决官僚主义问题，才能抓住根本。

(3)消除封建主义影响。由于我国封建主义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对社会影响很大，这本应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解决的问题。但我们在推翻“三座天山”时，只是注重在经济上反对封建主义，而对封建主义的政治、思想方面的影响注意不够，固此留下后患。封建主义的影响在政治上主要表现为家长制和特权，这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大敌，哪个地方有家长制，哪个地方有特权，哪个地方就决不可能实现民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政治上主要反对特权，因为它和平等是绝对对立的，有特权就不可能有平等、自由和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