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这场论争于1928—1 930年发生在左翼作家与新月派理论家梁实秋之间。梁实秋针对左翼作家提倡的无产阶级文学，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主张“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提出“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主张“天才”创造文学。鲁迅指出，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人性”;鲁迅还指出文学与阶级性的关系，是都带，而非“只有”。

　　(2)关于“文艺自由”的论争。这场论争发生在胡秋原、苏汶和左翼作家之间。1931年底，自称“自由人”的胡秋原连续发表文章，谈“文学与艺术，至死也是自由的，民主的”，在左翼文学与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之间左右开弓。瞿秋白、冯雪峰著文批判。苏汶自称代表“作者之群”的“第三种人”为胡秋原辩解，展开论战。争论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苏汶等反对政治

　　“干涉”文学，强调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地位。左翼的反批评对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有所阐发，却又片面地趋向另一极端。

　　(3)关于“大众语”的论争。1934年5月由汪懋祖、许梦因等发动“文言复兴运动”引起。6月，进步作家集会，决定掀起反对文言、保卫白话的运动，展开大众语的讨论。这次论争的焦点集中于文学语言问题，参加人员涉及整个文化界，发表文章数百篇。论争总结了“五四”、“文白之争”以后文学语言发展的经验教训，批评了“欧化”与“半文半白”的倾向，纠正了一些左联作家否定白话、提出语言有阶级性等“左”的错误，探讨了现代文学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