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依据国务院1996年颁布的《城市道路管理条例》第19条“市政工程行政主管部门对利用贷款或者集资建设的大型桥梁、隧道等，可以在一定期限内向过往车辆（军用车除外）收取通行费，用于偿还贷款或者集资款”的规定，于2002年7月1日零时起，对其主城区7座跨江大桥实行收费年票制，其中由该市路桥公司管理的3座桥中的一老桥是政府税收拨款于1966年修建的。该市确定的主城8区路桥年票价格以轿车为例，一年2000元，不买不能年审。针对该市路桥年票制的调查结果显示：70%以上的人认为方案中的年票价格过高，市民认可的年票价格以轿车为例，应该在1000～1300元。一些人指出，比本市消费水平高得多的广州，路桥年票制中轿车收费不过980元。该市消费者协会的一负责人也说，市消协的一辆车以往一年的路桥费只花了500元，消协的车走动得算频繁的了。该政策出台的另一个反响是，该市一天比一天堵，就连江北的房价在政策出台后一周每平方米平均上涨了80元。

                                                                            砍树与保树之争

    以前，南京人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骄做，那就是南京的大树。1928年，在孙中山灵柩经过的码头都种上了从苏州、杭州精选的英国梧桐和雪松。几十年过后，东郊大树冲天20米，一到夏天，便形成壮观的绿色隧道。

但是随着南京汽车量以每年15%递增，原来显得非常宽阔的民国大道不够用了。1993年先将中山南路的四排大树砍成两排，使得快车道向自行车道与人行道扩张。1994年中央路与中山北路的四排大树也被砍掉两排，快车道得以抢占人行道增宽至六车道。

    为了沪宁高速公路从中山门进城，南京东郊被迫砍去了城门口的大树，从中山东路至中山陵的百年绿树陵道被硬生生中断。至此，南京1万多棵大树被砍去了3000多棵。

    绿色隧道大多消失了。

    在20世纪90年代南京绿化条例出台前，各区自行砍树是常事，而且是大面积的，除了1928年栽的那些民国大树，其余各树只要挡住大厦就可能死于非命。2000年9月，玄武湖边20棵枝靠叶茂的大树被私自砍去，理由是影响顾客看湖的视线，实则是挡了“太阳宫”的视线。第一次让玄武湖封闭的环绿带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在砍树问题上，南京的官员与学者、老百姓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在街道绿色一片片消失的时候，一些百娃在太平南路打起了横幅，反对砍树。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对着一棵棵倒下去的老树暗暗落泪。

    而几乎每一次砍树都有众多学者反对，当民国大树最多最阔的中山东路要砍树时，学者们终于忍不住了，联名上书建设部。建设部派专员调查，对有关领导点名批评。最后，市政府与学者达成妥协，原定砍四排的树砍两排，约200棵大树留了下来。

修筑沪宁高速公路时，政府与专家有不同看法。当时绝大多数专家反对将沪宁高速公路直接引到中山门，环城公路的功能正是将高速公路的车流从环线上分流与截流掉，避免车的洪流直冲市中心。而一些市领导的意见却是“上海人穿了皮鞋进来，我们不能让他们换草鞋进城”，结果沪宁高速路快速干道从中山门沿中山东路直冲市中心新街口，每天增加2万~4万辆车，又不得不扩路，从而导致中山陵陵道与中山东路的大树被砍。

    1999年7月27日，有市民向东南大学建筑系黄维康教授等举报有人在瞻园路上砍树，这些老树共17棵，位于太平天国府，与历史景观交相辉映，为了扩成29米大道，不得不砍。教授们据理力争。但7月28日晚，教授们被市规划局一位副局长告知：“我这个树是砍定了，南京树多得很。” 一位市领导提出，南京道路宽窄不一，一定要“统一规格”。大路一定要40米以上，小路20米以上，凡是妨碍路的树就要砍掉。

    眼看大树不存，专家们坐不住了。黄维康等八位教授连夜行动，向《人民日报.华东版》记者发表签名书。

    几乎在同时，已有一棵大树被砍到。紧急关头，8月2日《人民日报.华东版》登出《这些老树不该砍》的文章。第二天，周学柏副市长批示“保留老树，至于影响拓宽道路的宽窄问题，留待后人解决。”

    大树终于留下了。

    从2003年8月开始，圆明园进行大规模环境整治工程。2005年2月，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开工。3月22日，在北京开会的兰州大学客座教授张正春在圆明园游览时，发现了圆明园的湖底都铺上了防渗膜，张教授认为这项工程会破坏圆明园的生态环境，于是将此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应。此后越来越多的生态专家和环保人士对工程提出质疑。在此期间，防渗工程仍在继续，并且已经接近尾声。

    由于这项工程在开工前没有向国家环保总局递交环境影响评价报告，4月1日，环保总局正式通知圆明园停工，依法补办有关审批手续。当天下午，工程停工。按照有关规定，圆明园湖底防渗项目是在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内建设，环境敏感度高，需要举行听证会。

    4月13日上午9点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公众听证会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二楼多功能厅召开，从11岁的“中国少年儿童手拉手地球村”小记者，到83岁高龄的著名院士吴良铺，以及众多的环境、园林和生态方面的专家学者在内的73位代表出席。从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这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实施以来国家环保总局首次举行的公众听证会，持续了近5个小时，中间出现了圆明园主任中途离席，区政府代表一言不发，73人在一个上午全部发言，圆明园所在的北京市海淀区环保局、北京市海淀区水务局以及北京市环保局、北京市水务局无人出席等现象。会议全程直播，整个听证会给电视观众留下最深印象的，是激烈的辩论。

    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他们的子女入学难成为近年来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如果这些孩子成为新文盲，将造成新的社会问题，仅在××市，这些孩子的数量就将近20万人。

    流动人口的子女教育问题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早就引起了中央政府的关注。1998年原国家教委和公安部提出“流入地教育行政部门应具体承担流出地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管理职责”。但由于我国义务教育的人头经费按户籍划拨，外来工所在的城市财政体制在义务教育支出中并没有包含外来务工者子女的教育经费，所以××市这些流动学龄儿童就学仍然面临很大的困难。绝大部分外来务工者子女只能到打工者自己创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这一问题也得到媒体的关注。不少记者深入到××市外来人口聚居地采访，向社会反映打工子弟学校普遍存在着办学条件简陋、师资水平参差不齐和未通过当地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等具体问题。不少专家学者也纷纷指出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并提出政策建议。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的一位副所长说：“解决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应该以进入公立中小学为主。另外，要采取多种入学形式。”

    这些具体问题进而受到××市政府的高度重视。2002年4月3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转发了该市教委《关于对流动人口中适龄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的暂行办法》，为解决上述流动人口子女入学中的诸多具体问题提供了政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