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战争政治的介入，这一时期的文艺思想论争比前两个时期更为激烈频繁，其中重要的有：

　　(1)抗战初期关于文艺与抗战关系以及抗战文艺公式化、概念化问题的论争。面对抗战初全民性的抗战题材创作，当时主持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的梁实秋表达了不满情绪，希望文学能够表达更丰富多样的生活和主题。这种“与抗战无关”的观点得到了沈从文的应和，他认为作家也不必工具化地服务于战争现实，可以从更长远的思想建设角度为民族未来服务。左翼作家对这些观点进行了明确的批评。孔罗荪批评梁实秋的言论“抹杀了今日全国文艺界的一个共同目标：抗战的文艺”;张天翼指出，文艺创作中的“差不多”、“八股”要反对，但目的恰恰在于更紧、更深入地把握时代和现实。其他人的文章多数对“与抗战无关”的观点进行了批驳。

　　(2)1 939年至1941年展开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抗战初期，围绕旧形式的利用问题曾经出现过“旧瓶装新酒”的讨论。1938年，毛泽东提出“民族形式”问题，引起解放区和国统区两地进一步的讨论。论争的焦点是如何看待“民族形式”的来源。向林冰在《论“民族形式”的中l心源泉》等文中，认为创造新民族形式的途径就是运用民间形式，并偏狭地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学是不健康的。葛一虹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在所谓“民间形式”吗?》中则完全否定民间形式有可继承的合理成分，认为应该走“五四”新文学的西方化倾向。郭沫若《“民族形式”商兑》和胡风《论民族形式问题》将讨论推向深入。郭沫若认为，中国新文艺“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这一问题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进一步的论述。

　　(3)1945年至1949年关于现实主义与主观论的长期论争。论争源于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冲突，直接导火索则是深受胡风影响的舒芜的长篇论文《论主观》。胡风认为“主观战斗精神”是“艺术创造的源泉”，强调“主观”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并曾著文批评当时创作中的“客观主义”。邵荃麟、冯雪峰、何其芳等发袁文章批评他们的论点。胡风也发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等文章支持舒芜，进一步阐述自己的思想。论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结束，双方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有关现实主义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诸如创作的主观与客观、政治性与艺术性、作家与生活、歌颂与暴露等进行了探讨，影响较深远。

　　(4)此外，20世纪40年代的文艺论争还有1938年张天翼小说《华威先生》引起的关于抗战文学“讽刺和暴露”问题的讨论;1940年前后对“战国策派”的批评;1945年前后围绕戏剧《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而展开的关于“唯政治倾向”和“非政治倾向”的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东北对萧军思想和香港左翼批评家对自由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等。

　　综观这些文学论争，理论焦点是如何理解和处理文学的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创作中的客观真实与作家主体精神的关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创作中的个人追求和文艺的大众化方向的关系。论争取得了诸如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等方面的理论进展，也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片面性和简单化倾向，在涉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时表现得尤为明显。